谋杀之地1.0

　　龚思量陈亚南 　　被“少见”憎恨犯罪和边境化的亚洲系集团 　　据卫报报道，当地时间3月3日，一名28岁的男性（斯蒂芬·扎乔克）被指控在纽约犯下了憎恨的罪行，并袭击了7名亚洲女性。2月28日，该嫌疑人在2小时内，对方没有任何挑衅，而是对女性进行拳击、推、击肘。几位女性中至少有一位必须被送到医院接受医疗救助。纽约警察署2日在曼哈顿的中城图书馆外逮捕了一名男子。[1] 　　自从大流行以来，纽约、旧金山等多个城市都发生了对亚洲系的仇恨犯罪，在过去的两年里变得越来越激烈。从2020年3月到2021年6月，美国报告了9000件以上的反亚洲事件。2021年3月，在亚特兰大的几个按摩院开枪的枪手，包括6名亚洲女性在内共8人死亡。在奥克兰和旧金山，发生了多起针对亚裔美国老年人的强盗、入室盗窃、致命袭击事件。据警方透露，对亚洲系的歧视事件从2020年的9起增加到2021年的60起，增加了567%，这个统计数据有可能低估了过去一年中实际发生的犯罪事件。[2] 　　2022年2月14日，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的唐人街，当地的亚洲系发起了憎恨亚洲系的示威游行。由于美国治安恶化，亚洲居民的不安情绪高涨，纽约警察于去年12月报告说，反亚洲系袭击事件比去年同期增加了361%。 　　很多专家指出，在新冠爆发的2020年，特朗普多次使用人种主义语言谈论新冠疫病，一定会加剧一些亚洲系团体的敌视心理。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法学教授Gabriel Jack Chin指出，“虽然在选举中被否定，但并不是因为特朗普的失败而消失的”。[3] 　　2021年5月，拜登签署了《反新冠仇恨犯罪法》，旨在加速司法部对憎恨犯罪的审查，提供赠与金帮助地方执法，抑制仇恨犯罪的上升。但是，陈先生说，政府有必要明确被告增加的原因是单纯事件数量的增加，还是人们报告事件的意愿的增加。Chiin指出：“虽然很难分辨这种差异，但是有必要花时间报警，如果警察和检察官认为他们会对案件感兴趣而采取行动的话，很有可能会报警。”。 　　警察局长比尔·斯科特最近宣布，仇恨犯罪是旧金山警察署揭发率最高的犯罪之一。 　　但是，在这样的宣言背后，隐藏着对亚洲系的袭击被揭发为憎恨犯罪的条件非常严格，很多袭击不能定性地定义为憎恨犯罪，袭击者也很难受到相应的惩罚这样严重的问题。据纽约时报报道，2021年2月，一名中国男子在曼哈顿唐人街附近走着回家，一个陌生人突然跑到他身后，把刀插入了他的后背。在大流行期间，被认为是针对亚洲系的种族暴力事件。但是，据搜查相关人员透露，犯罪者在袭击前没有对被害者说一句话。检察官确定他们缺乏足以证明人种主义动机的证据。袭击者以杀人未遂罪被问罪，但这次袭击并不是憎恨犯罪。[4] 　　这个声明激怒了纽约市的亚裔美国领导人。他们中很多人在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室外抗议，并要求将刺伤作为仇恨罪起诉。在抗议中许多亚裔美国人说，不断的袭击使他们变得越来越脆弱。很多袭击者没有被逮捕，或者没有被指控犯了憎恨犯罪。纽约亚裔美国律师协会（Asian American Bar Asssociation of NewYork）的董事会的克里斯郭（Chris Kwok）指出，政府必须对早期的袭击明确作为憎恨犯罪，严肃处理很多亚裔美国人觉得警察和检察官没有认真对待投诉。 　　据专家说，在对亚洲人的攻击中，要证明袭击者的种族主义动机是特别困难的。从历史上看，全国很多亚洲犯罪被害者都是强盗的小企业主，动机问题变得复杂了。匹兹堡大学法学部的Lu-in Wang教授说：“反黑人、反犹太或者反同性恋的憎恨犯罪有可以识别的原型。这些（憎恨犯罪）比通常更明确。”。 　　另一方面，担任警察署亚洲仇恨犯罪特别工作组的斯图尔特・罗副巡视员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由于担心语言障碍和移民身份被怀疑，亚洲裔美国人不想报警。很多人说不想害怕加害者的报复，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5] 　　思想市场的文章《美国媒体报道如何塑造人们对憎恨犯罪和恐怖活动的认识》中，阿拉巴马大学犯罪学和刑事司法学部的阿达姆·加吉·德黑拉尼（Adam Ghazi-Thrani）和艾伦·M·基尔（Erin M.Kear），憎恨犯罪通常是“下犯罪”犯罪者的权力比目标受害者还大。 　　唐纳德·布莱克（Donald Black，1976）的法律行为理论（Behavior of Law）指出，被害者和犯罪者的关系性质决定了人们感知到的犯罪的严重性和他们推定的犯罪者应该受到的法律惩罚的程度。例如，恐怖活动是典型的“向上犯罪”，权力较小的犯罪者袭击了权力较大的目标受害者。在这种情况下，公众通常认为这种犯罪更加严重，对犯罪者的处罚力应该更强。相反，憎恨犯罪通常是“向下犯罪”，权力大的犯人袭击了权力小的受害者。这个时候，一般认为这样的犯罪没有恐怖事件那么严重。一般认为，当地人对外国人犯的“外”罪比外国人对本国人犯的“内”罪轻，应该受到的惩罚也轻。[6] 　　掌握权力的集团也有意识地为了自己而脱离，转移矛盾。新闻和社交媒体认为，以黑人为中心的有色人种实施了大量的反亚洲系暴力，根据官方犯罪统计和其他研究，在流行期间，75%以上的人对亚洲系的憎恨是白人。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的美国研究教授Janelle Wong引用了密歇根大学关于2020年仇恨犯罪的研究，研究了关于2020年反亚洲系事件的媒体报道，发现歧视性事件中75%以上的人认定犯罪者为白人男性。[7]对此，公设律师组织的法律援助（Legal Aid）人种正义部门的监督律师安妮·奥雷德科表示“很少看到有人控诉拥有更高社会特权的人犯下了憎恨罪。通常可以看到有色人种犯下了憎恨罪。”。 　　最终，拥有更高社会特权的白人团体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憎恨犯罪行为，将矛盾至少转移到数族之间，逃避惩罚。这样的结果煽动了对亚洲系的憎恨犯罪，使亚洲系陷入焦虑和无奈之中。对于把自己看做掌权集团的当地人来说，亚裔美国人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被边缘化，为了实施仇恨犯罪给了他们更大的空间。官员表示通过增加警察数量来解决憎恨犯罪，但官员们约定2020年后，2021年的亚洲袭击增加了361%。对此，全国亚太女性论坛执行主任Sung Yeon Chomorow表示“即使配置更多的警察也无法解决女性和有色人种社区受到暴力的根本原因。政府真正要做的是解决围绕国家心理健康、经济差距、人种正义的系统问题。”。[8]比起单纯的增设警察来抑制，更需要考虑城市和国家有什么样的问题，亚洲系的恐怖和对亚洲系的歧视是从哪里来的。 　　引用文章： 　　[1] https://www.theguardian.com/society/2022/mar/03/man-charged-hate-crime-assaults-asian-american-women-new-york-city 　　[2]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jan/26/san-francisco-increase-hate-crime-anti-asian-aapi 　　[3] https://www.theguardian.com/us-news/2022/jan/26/san-francisco-increase-hate-crime-anti-asian-aapi 　　[4] https://www.nytimes.com/2021/03/18/nyregion/asian-hate-crimes.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5] https://www.nytimes.com/2021/02/26/nyregion/asian-hate-crimes-attacks-ny.html?action=click&module=RelatedLinks&pgtype=Article 　　[6] https://m.thepaper.cn/api_prom.jsp?contid=11898349&from= 　　[7]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viral-images-show-people-color-anti-asian-perpetrators-misses-big-n1270821 　　[8] https://www.nbcnews.com/news/asian-america/nowhere-safe-asian-women-reflect-brutal-new-york-city-killings-rcna16173 　　面临卸任的文在寅时代的遗产 　　在2017年韩国总统选举中，以朴槿惠总统的弊端为背景，中左派共同民主党出身的文在寅取得胜利，成为韩国总统。过了5年，韩国面临了总统选举。由于韩国宪法禁止总统再次当选，所以在文在寅之后，谁主导韩国政治，在文在寅时代留下了怎样的正面和负面的政治遗产，受到媒体和学者的关注。 　　2017年5月10日，文在寅总统在首尔在国会宣誓就职后，他带着夫人正式进入总统府。 　　英国经济学家2月末发表了总结寅政权5年的评论。文章以文在寅自己当选时提出的改革壮志为基础，认为他的总统任期未能成功。然而，在文在寅时代，与历届总统相比，留下了许多正面的遗产和政权成果。文章引用了年初的舆论调查，指出韩国人有将文在寅和该政党分开进行评价的倾向。在舆论调查中，对文在寅氏的个人施政评价是肯定的，承认了4成左右，但现在他的政党的认可度只不过是3成左右。 　　文先生说，寅先生的任期中，对新型日冕病毒的对应相当成功。在疫病中，韩国的整体情况是发达国家中最好的，一直以来维持着相当低的病死率，医疗资源也没有被严重剥削。文在寅政府在疫病初期迅速应对，韩国在2015年中东呼吸器症候群疫病发生后，成功启动总结经验教训构建的疫病应对体制，疫病应对成功后，顺利获得2020年大选，借助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经济刺激和救助计划。因此，在韩国没有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严重地损害国民经济。 　　文章还认为，在世界性大流行的背景下，文在寅为改善国内社会经济而努力是肯定的。在大流行之前的2018年，文在寅提出韩国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美元，与此相比，韩国人的生活质量并不理想。自杀率高，劳动时间长，生育率低，生活满足度差。文在寅政府通过一系列的社会政策来提高居民生活质量。2018年，他政府颁布了《劳动基准法》的修订，将员工每周最长劳动时间从68小时缩短到52小时，同时将劳动时间不受限制的“特殊行业”从26减少到6小时。此外，文在寅政府还提高了最低工资，提高了对育儿男性的补助金，增加了男性带薪育儿假的时间。另外，《经济学家》的文章认为，文在寅政府在性别平权等领域还不够完善，但在文政府的任期中，韩国各方面的影响力正在增大，特别是“韩流”文化对世界的影响也在加深。 　　但是，从经济社会的角度来看，文在寅先生的5年任期仅限于改善韩国的许多社会弊端和不平等问题。澳洲国立大学的学者金英亚指出，文在寅先生登场时，他将自己的形象设定为反对朴槿惠总统的“蜡烛抗争”的人物。但是，现在应该注意的是，他就任时承诺的韩国国家和更新社会的约定实现了多少。当时，他说：“建立我们从未见过的国家。”他说：“机会是平等的，程序是规范的，结果是正义的。”。 　　金前总统认为，与大多数韩国总统不同的是，以“蜡烛政府”之名掌握政权的文在寅政府在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保持着罕见的高支持率。支持率来自两方面。一个是对包括前总统李明博和前总统朴槿惠两人的入狱在内的“根深蒂固的邪恶”进行清算。第二，要缓和南北关系，特别是特朗普和金正恩的会面，推动文在寅自己去平壤访问。在这个名字最高的时期，《Moonppa》（《文哥》）的粉丝也出现了。 　　文章认为，文在寅政府从自由派和左派的立场上陷入腐败问题，背叛了蜡烛运动。例如，2017年至2019年担任文政府秘书官，2019年被任命为法务部长的曹国，长期保持着人权活动家和反权力者的形象。但是，就任法务部长官后，女儿发表了论文，母亲指出了债务的弊端。民间发生了反对曹国的街头游行。曹也在那之后不久辞职辞职辞职辞职了。这个时期和执政党内部的其他腐败问题给文在寅的政治形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同时，社会问题，特别是房屋和就业问题，文在寅也不能很好地应对。金莹雅引用研究指出，住房租赁价格问题过高是民众对文在寅政府最大的不满来源。以年轻一代特别是20代、30代的年轻人为中心，对文在寅政府的意见很多。年轻人深陷大城市高企业的房价和生活费，就业市场的改善不大。20~29岁的失业率达到5.7%，是全年龄层中最高的。因此，他们成了文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反对者。在2021年末的地方选举中，文在寅氏所在的共同民主党大败，敲响了继续执政的警钟。此外，韩国的高龄者贫困率也是文在寅政府没有改善的重大社会问题。据统计，2019年达到43.2%，是发达国家中最高的。在文在寅政权下，韩国跃进了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而高龄者的贫困比例却与“富国”的水平不相称，这是一个讽刺的反差。 　　《经济学家》的文章指出，文在寅就任时，约定结束政治与商业之间的裙子联系。把总统室迁移到市区。与公民广泛对话。改变与北朝鲜的关系，开启和平时代。但是，这些约定现在好像还没有实现。文在寅就任后，虽然没有搬到总统府的办公室，但现在已经在其中工作了。政治和商业的腐败关系不断暴露在新的弊端上。党派之争不断。南北关系暂时改善后，2019年特朗普和金正恩第一书记在河内会谈的局面破裂，进入低迷期。 　　保守派进一步谴责文在寅氏的施政，为下一次的总统选举开辟了道路。也有分析认为，在2022年的总统选举中保守派很有可能获得总统职位。文在寅公开反对政府司法改革的原检察官尹锡悦表示，他将统合另一保守派势力安哲秀的“国民党”，在野党保守派阵营支持尹锡悦出马。如果尹当选，新政府将推进更加紧密的韩美合作，降低对企业的税率和费用的可能性很高，文在寅政府推进的雇佣制度改革和再分配的扩大，也将有更加保守的停滞和逆转的倾向。 　　部分评论认为，文在寅推进了韩国政治的“部族化倾向”。倾向于传统保守主义的公共管理学者廉载镐批评，文在寅在任期间，韩国政治的两极化实际上扩大了。特别是疫病过后，执政党更加倾向于“道德化”，批判反对自己施政的人。他还认为2022年的总统选举将成为“非常奇妙”的选举。左右的主要政党，不是代表慎重的政治倾向的候选，而是倾向于提出更能获胜的候补。共同民主党推举前京畿道知事李在明为候选人，并不是因为更符合共同民主党中左派进步主义的理念，而是因为有机会在选举中获胜。反对党的国民力党也提出了尹锡悦候选人，事实上与朴槿惠总统的弹劾没有关系。廉洁的文章批判韩国产生了政治部族化和国家包揽一切的政治思考。无论谁登场，都会继续增税，扩充国家能力。 　　部分评论关注了文在寅时代越变越激烈的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文化战争”。根据美国的研究人员，南森・朴先生在英语保守主义媒体UnHerd上刊登的报道，韩国保守派原本就不应该在这次选举中抱有希望。文政府在疫病之下还不错，经济数据也不错。与此相对，保守派上次登场的是名声不好的朴槿惠政府。但是，文在寅的任期结束后，保守派登场的可能性很高。作者认为保守派的agenda受到了韩国年轻男性的大力支持。 　　南森•朴先生指出，韩国政治光谱的原始结构与许多地方相似。年轻人多倾向于中左自由派。但是，2018年女性反性骚扰运动引发韩国社会动乱后，激进的男性权力运动在韩国政治中开始发挥重要地位。也包括政治家李俊锡。李在政纲认为，将文在寅政权执政党表现为“女性极权主义”政党，实施“女性优先”的政治议程。 　　根据2022年的盖洛普民意调查，48%的50-60岁的男性承认了文在寅的施政，但只不过是30~40岁的男性的35%。更夸张的是，在20~30代的韩国人中，只有18%的男性承认了文在寅，42%的同龄女性承认了文在寅政府。这是“韩国的年轻男性比上一代更保守”的意思。 　　作者引用了记者千官聿出版的《20多岁男性》一书，指出新一代韩国年轻男性不承认传统男性权利下的男性气质和义务，但他们认为自己是女性权利主义的受害者。98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成长了的一代男性追求生活的成功，现实的经济条件使这样的成功更加困难。女性权利的改善--例如，不是接受家人的安排，而是自由结婚的女性增加，很多女性不想生孩子--刺激着年轻男性性别的敌意。尽管如此，韩国仍然是性别不平等严重的社会，女性的平均工资比男性低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 　　南森•朴指出，韩国政治发生了激烈的变化，而传统的进步派/保守派的区分主要是经济、社会、外交政策。但是，新的局面是，政治的形势越来越分为性别。但是，政治意识形态围绕性别领域，并不意味着现实经济问题并不严重。例如，根据统计资料，最有钱的10%的韩国男性中86%结婚，最贫穷的10%中20%建立了家庭。 　　据分析，在文在寅时代，一位年轻的韩国男性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归咎于女性主义。这已经形成了强大的政治浪潮。在最新的选举战中，为了打败李俊锡成为保守派候选人，尹锡悦承诺如果当选就废除性别平等部，通过了很多李氏的政治宣传和政治纲领，吸引了年轻的男性选民。在寅时代，这种分裂和极化对立很有可能继续下去。 　　参考资料： 　　https://blogs.ed.ac.uk/edinburghforumonkorea/2022/01/18/moons-remaking-of-south-korea-rich-but-not-so-content-people/ 　　https://www.economist.com/asia/2022/02/26/why-south-koreas-outgoing-president-is-less-unpopular-than-most 　　https://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2021/12/30/opinion/columns/political-tribalism-year-2021/20211230200533752.html 　　https://unherd.com/2022/02/will-incels-decide-koreas-election/ 　　责任编辑：韩少华 　　校对：团聚梦